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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易学】伏羲与周易文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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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1-27 13:19:08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
伏羲作为中华民族的“人文始祖”,是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流传至今的。神话传说是历史叙述的一种方式,与文字记载相比,具有特殊的历史功能(至今有些只有图画符号而没有正式文字的民族,主要是靠口头传说叙述历史的)。神话作为一种隐喻文化,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历史。传说作为口头语言,以世代相传的方式叙述了历史。当人类有了正式文字之后,便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。伏羲文化就属于这种情形。因此,不能以神话和传说非文字记载而轻易否定其历史的真实性。



一、伏羲“始作八卦”



相传伏羲“始作八卦”,这是中国文明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件大事。最早记述这一事实的是《周易系辞下》:



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。



这里把伏羲说成是“王天下”的圣人,反映出伏羲不仅是最大部落的首领,而且出现了最早的社会组织和国家雏形,预示着人类文明的开始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虽然没有为伏羲写“本纪”,但他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说:“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易八卦。’”又在《日者列传》中引司马季主之言说:“自伏羲作八卦,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。”这是以史书的形式最早记载伏羲作八卦的事实。此后,扬雄在《解难》中说:“是以宓羲氏之作《易》也,绵络天地,经以八卦,文王附六爻,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,然后发天地之臧,定万物之基。”又在《法言问道》中说:“鸿荒之世,圣人恶之,是以法始乎伏羲,而成乎尧。”汉代孔安国的《尚书序》、晋代皇甫谧的《帝王世纪》则以伏羲为“三皇”之首,从此,“三皇五帝”之说就流行起来。



班固在《汉书五行志》中说:“曰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,受河图,则而画之,八卦是也。”这里又引出河图的问题,以解释《周易系辞上》的“河出图,洛出书,圣人则之”,说明伏羲是始作八卦的圣人。汉人认为,伏羲时黄河出龙马,身有文,伏羲取法之,以画八卦。这是以神话的形式记述历史的一个典型事例。总之,伏羲作八卦之说是有史书可依的。



疑古派用近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,取得了很多成就。但是,其中的有些结论未必都是正确的。特别是随着近期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,证明古人的很多记载都是正确的。这里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,对于古代的人文历史,是很难单纯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证明或推翻的。除非用证伪的方法,有充分证据否定其存在,否则,用所谓“无证据证明其有”,则并不能证明其无。人文历史的复杂性,就在于它是由人参与并不断创造的历史过程,而不是一件现成的器物。对于伏羲作八卦,也应如是观。伏羲八卦是不是现在的样子,是很难说的,但是,其基本结构应该不会有大的变化。



至于伏羲八卦是怎样画出来的,其具体方法已无法得知。不过八卦之作,有两个最基本的符号即阴(--)和阳(),这两个符号是组成八卦的基本要素。为什么三画而成卦?后世解释者有卦象说、卦数说和卦位说等等,可以作参考。“观象于天”而天在上,“观法于地”而地在下,人居天地之间,因此便有“三才”或“三极”之道而成卦,再配之以空间方位和四时运行,便成卦图。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。这是古人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既直观而又符号化的特殊方式,也是中国早期文明最初始的表述方式,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“母胎”。



为什么是伏羲“始作八卦”?其可能条件是什么?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,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研究。但是有一点,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在人类文明的形成中起很大作用。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之说,是有考古学与文献学的依据的。黄河流域虽不是中国文明的唯一发源地,中国文明也是多元的,但是可以说,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最早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。其中,渭河流域更值得重视。大地湾文化遗址的发现,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。


大地湾与西安半坡遗址大体处于同一时期而略早,是6000~8000年前远古文明的典型代表,二者都处于渭河流域。据考古学界的报告,大地湾遗址的规模之大,是罕见的,笔者也亲自去参观过。仅从已经挖掘的极有限的文物,包括大殿、居室、陶器、彩绘,特别是独一无二的地画和彩陶上的文字符号等等,可以看出,其文明程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。更值得重视的是,彩陶上的文字符号,都是由(--)和()即阴阳爻组成的,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由此可以证明,八卦作为一种抽象的文化符号,在这里产生,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大地湾遗址就在天水境内,天水就是伏羲的出生地。


美国的何炳棣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,他谈起渭河、秦岭一带的早期文明,用大量事实说明这一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最发达最集中的地区,部落遍地,人口众多,经济繁荣,文化发达。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这里有非常适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条件:气候适宜、森林茂密、鸟兽成群、土地肥沃、水源充足。伏羲文化产生在这一地区是有充分条件的。《系辞》所说“观象于天”、“观法于地”、“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”,在这里体现得非常明显。这里阴阳对比鲜明、昼夜交替明显、春夏秋冬四季分明,这些都与人们的生活有十分密切的关系,“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”,万物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。从时空观上说,所谓伏羲八卦先天图,乾南坤北,坎西离东,震东北而巽西南,艮西北而兑东南,与这里的地理位置极为相似,以天地、水火、雷风、山泽八种物象配四方方位,与这里的气候变化十分吻合。雷起于东北,风起于西南,西北有高山,而东南有大泽,这种典型的高原大陆型气候与自然环境,对先民的文化创造而言,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

二、八卦所反映的思维方式



八卦和以八卦为基础的《周易》,本是卜筮之书,古人遇到大事,都要用八卦占吉凶。这就是中国早期的卜筮文化。天是信仰的最高最神圣的对象,大有卦上九爻辞所说“自天佑之,吉无不利”,就体现了这一点。人间吉凶是由天决定的。但是,八卦之作,以乾坤为天地,而天与地不相离,其他各卦又与天地不相离,共同组成自然界整体,而人与整个自然界处于不可分离的联系之中。这就反映出中国古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,即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。天既是崇拜的对象,又是大自然的代表,天人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。这与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不同的。但这又不能被归结为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原始思维即互渗律,也不能等同于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论。



伏羲观象于天,取法于地,作成八卦,八卦是一个符号系统,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创造,表现了人的主体性。所谓“圣人”,就是睿智和德性的代表,这虽是后世人追加于伏羲的,但是能够反映伏羲作八卦是一种智慧的创造。“以通神明之德”就是贯通德性智慧,“以类万物之情”就是摹拟万物的情状。人与物有一种“同构”关系,但这不是神秘的原逻辑思维,不是“作为集体表象之一部分的人和物之间的‘互渗’”。它是由符号表示出来的概念思维,其中有逻辑关系。



列维斯特劳斯说:“逻辑就是建立必然的联系。”八卦系统就是在事物之间求得必然联系,而不是随意联想。但这不是线性的、因果式的、时间性的,而是非线性的,多种因素同时起作用的。这是一种内涵逻辑而不是外延逻辑,是具体概念而不是形式概念。这就是所谓的象思维。



先天八卦

卦象是八卦以及《周易》中非常重要的符号概念,后世的易学有所谓“象数学”与“义理学”的分化,但是,最初的八卦符号可能是象和意结合在一起的,这个“象”,不能被理解为布留尔式的“集体表象”,也不能被说成是现象学的“纯象现象”,它实际上是一种“意象”,即具体形象和抽象意义的统一。这一点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发展。



伏羲八卦可能只是一个初步的但又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开端,后来不断丰富发展,终于形成了内容丰富、无所不包的周易文化。就此而言,伏羲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开创性地位,是绝不能被忽视的。历代学者,无不承认八卦即“周易”的基础。卦,开创于伏羲,无论将伏羲视为真有其人,还是仅仅视为象征性符号,伏羲的名字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周易文化都是无法分开的,而周易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。



就八卦所反映的思维方式而言,其深层意涵是一种“类比思维”,也就是类比逻辑。以类取象是“周易”的一大特征,也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征。“类”是个逻辑概念,即分类,其中有逻辑分析,将同一类归到一起,又是一种综合。所谓“方以类聚,物以群分”就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一种表述和发展,其中既有分析又有综合。“分”是分析,“聚”是综合。分析中有综合,综合中有分析。《周易》卦象的内容随着人的认识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扩大,凡是同类性质的事物,都被归到基本卦象,《说卦传》中的取象说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其基本的逻辑符号,是阴阳(-- )二爻。--、二爻同时又是最基本的数学符号,现代计算机的二进位(0,1)与--、的原理完全一致,这绝不是偶然的。关于这一点,西方近代哲学家、数学家莱布尼兹早已有过论述。阴阳二爻是高度概括的概念符号,一切现象都可以用二者的组合变化来说明,但它必须与具体的存在物结合,以说明万物变化的复杂性,这绝不仅仅是纯粹的形式符号。这正是中国人的思维特征,是一种具体思维,而不是抽象思维,是具体概念而不是抽象概念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电脑技术发源于西方而不是中国。



在八卦思维中,人居于何种地位?这是一个复杂而很有意义的问题。《系辞上》提出“三极之道”《系辞下》和《说卦传》提出“三才之道”都是用六爻卦象说明人与天、地的关系。关于六爻卦即重卦,作于伏羲还是作于周文王,历史上曾经有过争论,后人一般认为作于文王。不管怎样,这种人与天地并列的思维,大大提高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,显然是《易传》时代的思维,与春秋战国时期人文精神的普遍高涨有直接关系(笔者认为《易传》成于战国,孔子作“十翼”之说,只能说是开创性的)。但是,是否反映伏羲八卦的某些思想萌芽呢?完全可能。


伏羲八卦所反映的思维方式,除了观物取象的类比思维之外,从根本上说是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整体思维,所谓“人文”,是与“天文”、“地理”相互协调的,和谐一致的,这与从渔猎时代到农业社会转变的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,其中,人绝不仅仅是被动的服从者。中国的天人合一之学,就其形成、发展的过程而言,从伏羲时代就开始了。《庄子天下篇》所说的“易者道阴阳”,帛书《周易》中提出的“易者,合天人之道”,能够表达“周易”思想的整个精神。周易文化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,但是总有一个开端,也就是说,周易文化从伏羲开始就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模式,即人文与自然的统一。伏羲八卦的人文精神就体现在这里。


人们说,“易”者变易,是讲变化的。这样说当然没有错。阴阳两种相反相成的要素,相互作用,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变化。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呢?是一种纯粹的物理现象吗?这是研究《周易》者,特别是当代研究《周易》者,最容易忽视的问题。周易文化从伏羲八卦开始,其着眼点不是自然界的物理现象,而是生命现象,特别是人的生命与自然界的关系。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中西文化与哲学之间的最大差异。西方哲学与文化以物理主义、基础主义为主导,而中国哲学与文化以生命主义为主导。八卦所取的八种象,都与生命活动(包括生产活动)有十分密切的联系,其中,天地与人构成“三才”之道,水火更是生命须臾不可离,风雷则意味着降雨、季节变化和作物花粉传播,山泽也是与高原地区的生活生产活动密不可分。古人为什么不去探索原子一类的物质构成和灵魂一类的东西,而是提出阴阳符号概念?又为什么不提出更加形式化的正负概念符号而是用特殊的阴(--)阳()符号?所谓“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”,是取什么?这显然与生命直接有关,其中,男女两性的象征意义特别明显,与此相关的日月、昼夜、寒温、燥湿、明暗,等等,以及更抽象化的健顺等,都是与生命不可分的。阴阳本身就具有生命意义,是一切生命的始基,创造生命的基本力量(或信息)。因此,《系辞上》说:“生生之谓易。”《系辞下》说:“天地之大德曰生。” “天地,万物化醇。男女构精,万物化生。”这既是对“周易”的基本精神的解释,也是对原始八卦的基本精神的阐发。从原始八卦到“周易”,这一基本精神是一贯的。这正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延续性。这并不否定“周易”对原始八卦的突破性发展。



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,主要是生命的和谐,这既是古老文化,却又是很现代的,甚至是“后现代”的,具有永久的价值。这是伏羲所开创的周易文化亦即中国文化对人类所做出的伟大贡献。当然这并不否定自然界的各种变化,甚至异常变化,对人类生活的影响。这种变化使古人产生了恐惧,因而才有卜筮文化,以求上天保佑。但是,卜筮文化又体现了人的因素的参与,在某种意义上说,人的行为能够导致上天的赏罚,因而有吉凶。《周易》中有许多卦爻辞能够说明这一点。


至于伏羲八卦,作为《周易》的源头,虽然尚无文字说明,但其象征符号能够反映这一点,古人占卜时,可能会考虑到人的行为与吉凶之间的某种联系。正是这一点,体现了卜筮文化中的人文精神。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德性学说,从《周易》中体会到“不占而已”的尚德精神,亦是渊源有自的。所谓“轴心时代”是从“前轴心时代”演变而来的。


古有“三坟五典”之说,如果说“五典”是指《尚书》(尧、舜、禹、商、周),那么,“三坟”是不是指“三易”,即连山、归藏、周易?古人已有此说。有一种说法认为:“连山伏羲之易,归藏黄帝之易,周易神农之易。”这当然也是一种传说,但是从其中透露的消息看,后来的《周易》显然有一个演变形成的过程,也就是说,“三易”并不是完全平行的,而是有沿革的,《周易》应是伏羲八卦基础上的再创造,这种发展当然有许多突破,但二者之间的源与流的关系是可以肯定的。



三、“始作八卦”与文字创造


文字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,中国的文字发明于何时,似无定论。《周易系辞下》说:



上古结绳而治,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


这是最早记述中国文字产生的一条资料,“书”即是文字,“契”是刻于竹简上。但是,它没有说明“后世圣人”是何人。中国文字与八卦有没有某种关系?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。如说中国文字的创造开始于伏羲“始作八卦”,那么,伏羲作为中国的“人文始祖”,其意义就更大了。



许慎在《说文解字叙》中说:



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,以垂宪象。及神农氏结绳为治,而统其事,庶业其鲧,饰伪萌生。黄帝之史仓颉,见鸟兽之迹,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,初造书契。



许慎引用了《系辞下》中伏羲“始作八卦”一段文字之后,加了一句“以垂宪象”。这所谓“宪象”是指卦象,还是文字之象(象形文),他没有说。但他又说,伏羲画卦之后,神农仍然“结绳而治”,以致出现“饰伪”,直到黄帝时的史官仓颉,“初造书契”。段玉裁在注中又引《系辞下》中“易之兴也,其于中古乎?”以及虞翻的话“兴易者,谓庖羲也”,以证明伏羲代表“中世”,而“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”的“后世圣人”,是指黄帝。



但是,这里有一个矛盾。依照虞翻之说,伏羲之前为“上古”,伏羲为“中古”,黄帝为“后世圣人”。这与《系辞下》中“易之兴也,其于中古乎”相一致。但是与许慎“神农结绳而治”及《系辞下》中“上世结绳而治”之说却不一致,因为按照这个说法,伏羲与神农应是“上古”。段玉裁的解释是:“庖羲作八卦,虽即文字之肇,但八卦尚非文字。”(同上)这个解释绕过了上古与中古之争,承认伏羲作八卦,并且进一步指出,伏羲作八卦是“文字之肇”(即端),但还不是正式文字。



关于“后世圣人”是何人的问题,还可以从《系辞下》中的另一段话得到启示:



上古穴居而野处,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,上栋下宇,以待风雨。



高亨注说:“后世圣人,言其非黄帝尧舜也。”这是正确的。大地湾和半坡遗址充分证明,当时已有宫室,就时限而言,这显然在黄帝之前。照此说法,将“后世圣人”解释为伏羲,未尝不可。可见,《系辞》所说的“上古”、“中古”、“后世圣人”,是一个宽泛的说法,而且,很可能非一人所作,亦非一时一地之作。



但是,段玉裁作为清代文字学家,说出伏羲作八卦是“文字之肇端”,是很有见地的,说明八卦与“书契”即文字确实有某种联系。八卦作为一种符号,可能有多种意义和用途,它既是一种文化符号,同时又可能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或基本构成要素。八卦的阴阳二爻,并不是拼音文字符号,而是基本的卦(爻)象,代表两种意义,就卦形而言,可以组成各种各样的字形,这用“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”来说明,是很确切很恰当的。



许慎所谓仓颉“见鸟兽之迹,知分理之可相别异”,实际上就是对伏羲画卦时“观鸟兽之文”的一种重复性解释,二者显然有一种延续性。这确是中国文字最初形体的一个特点。班固说:“羲画卦,书契后作。”说明先有卦而后有字,二者有某种联系。笔者在大地湾和半坡遗址参观时,发现彩陶上有大量类似于阴阳爻所组成的文字图形,很像中国文字,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,对此曾与一些学者讨论过,这是不是中国文字的原始形态?可惜,我们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与考察。这涉及到古文字学的问题。不过,联系到古人用蓍草进行占筮,从中总结出抽象化的阴(--)阳()爻,这中间似乎有某种关联。阴阳爻是抽象化的符号,从阴阳爻变化组合成文字,是完全可能的,也就是说,从阴阳爻到古文字之间,是有线索可循的。这些猜测,有无道理,有赖于文字学家去研究。



中国的文字,从开创到形成,有一个发展过程。从伏羲、神农到黄帝(即“三皇”)虽没有留下文字记载(说明这期间尚无正式文字),但伏羲画卦,已经开始了文字的创造。所谓仓颉造字,很可能是将这些零散的不成熟的文字加以整理,整齐笔画,形成正式文字。其后的文字仍有发展变化,数量也不断增加,但大体上可以确定,因此,到尧时,便有正式的文字记载(“尧典”)。司马迁说:



学者多称五帝,尚矣。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;而百家言黄帝,其文不雅驯,绅先生难言之。


作为最早以文字形式记载的经典是《尚书》,但《尚书》“独载尧以来”,即从尧开始。这说明尧以前并无文字记载的典籍,但不能说明并无文字,仓颉造字显然在尧之前。至于有言黄帝者,“其文不雅驯”,即不足以成为典雅的告训,只能说明是民间的一些传说。这说明,即使是黄帝时代的仓颉造出了文字,但还没有正式被使用,还需要一个推广的过程。就仓颉造字而言,绝不会“一蹴而就”,一下子从无到有,造出许多文字,他必须有所依据。其所依据者,不是别的,就是伏羲开创的八卦文字。从伏羲到黄帝,经历了三代,时间并不太长,根据许慎的说法,神农时并没有继续伏羲的事业,还继续用以前的“结绳为治”,黄帝时有鉴于“伪饰萌生”,才沿着伏羲八卦文字的道路,创造了文字。这就是中国文字形成的过程。


中国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的最大区别是,它是一种象形文字,确切地说,是一种象意文字。每个字既有形又有意,以形表意,是象形与意义的结合。这所谓“象”,与卦象有内在联系,它是从卦象脱胎而成的。卦象是高度抽象的,文字的象形就具体化了,因而更加复杂化了,但是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。这也是中国未能发展出拼音文字的一个原因。许慎论中国文字,有“六书”(即指事、象形、形声、会意、转注、假借)之说,归纳起来,可用象意来概括。这种文字的创造,与《系辞》所说“观象于天”、“观法于地”、“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”的八卦创造,其思路和方法是完全一致的。由此可以推断,八卦之作,既开创了中国文化的符号模型,同时又开创了中国文字的雏形,二者相伴而行,后来逐渐分化,形成《周易》的象数系统与文字系统,并以文字说明卦象,这就是所谓“设卦”以“系辞”。



《系辞上》引孔子的话说:“书不尽言,言不尽意。”提出文字、语言、意义的关系问题,认为文字有一定的局限性,不能完全表达意义。但是,圣人之意如何见呢?孔子又说:“圣人立象以尽意,设卦以尽情伪。”这里讲了两套系统,一套是语言文字系统,另一套是卦象系统。这两套系统在“尽意”这一点上会合了。中国古代文化追寻一个意义世界,这个意义世界不是在现实之外,就在现实世界之中。语言文字是“表意”的,卦象符号是“尽意”的。虽然“书不尽言,言不尽意”,但是,“意”却又离不开“书”即文字,即除了卦象之外,还要靠文字去说明。这就是必须创造文字的原因。



总之,“人文始祖”的“人文”,有多方面的内容,但“始作八卦”与文字创造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。其中,文字的创造,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但是,文字的创造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(这与后世世界各国普遍出现文字之后,某些尚无本国文字的国家,由某人在短时间内创造出一种文字,有所不同)。文字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,应该有一个初创的阶段即开端,这个开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笔者认为,伏羲“始作八卦”,就是这个里程碑的开始。我们说,“周易”是中国文化的源头,而“周易”来源于伏羲八卦,其中便包含着文字的创造。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上,刻有二十余种文字符号,就是最有力的证明。广义的周易文化,不仅包括宗教、哲学、科学和文学艺术,而且包括文字,它们同源于以八卦为代表的符号文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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